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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罕评《帝国之路》︱波拿巴将军如何成为拿破仑一世
123457710 发表于:2021-11-21 13:08:03 复制链接 看图 发表新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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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之路

——通向最高权利的拿破仑,1769-1802

[法]帕特里斯·格尼费著

王雨涵、黎炜健译

九州出书社

2021年3月出书

840页,1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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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晓罕



如果要评比在中国着名度最高的法国人,拿破仑无疑是热门候选之一。适逢拿破仑逝世两百周年,九州出书社翻译出书了帕特里斯·格尼费(Patrice Gueniffey)撰写的传记《帝国之路——通向最高权利的拿破仑,1769-1802》,为中国读者深入相识这位汗青人物提供了充实的便利。


帕特里斯·格尼费是法国当代闻名史学家,师从法国大革命史“修端正”代表人物弗朗索瓦·孚雷,曾任雷蒙·阿隆社会学与政治学研究中央主任,现为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教授。此书2013年出书之后好评如潮,先后得到政治人物传记大奖、法兰西学术院戈贝尔奖等紧张奖项,哈佛大学出书社于2015年推出了英译本,偕行批评说,它“很大概将在相称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为拿破仑传记的经典”,媒体则批评道:“关于拿破仑的书成千上万,只有少数作品能像这本书一样佼佼不群。”



科西嘉、意大利、埃及


自1968年安德烈·卡斯特罗的著作出书之后,法国学界不停未能推出反映学术盼望的拿破仑传记。孚雷曾经有过这方面的假想,但未能实现。在伽利马尔出书社的发起之下,格尼费从2004年开始动手导师未竟的奇迹,筹划撰写两卷,《帝国之路》即为此中的上卷。全书共分六个部门:“拿破仑与科西嘉, 1769-1793”“初登舞台,1793-1796”“意大利战争,1796-1797”“远征埃及,1798-1799”“渡过卢比孔河,1799”和“革命之王,1799-1802”,完备再现了拿破仑从出生到成为终身执政的历程。作为当下国际史学界法国大革命研究的领武士物,作者已经在可骇统治、革命暴力、雾月政变等专题取得了浩繁精彩的结果,因此,本书将重点放在雾月政变之前的拿破仑。


拿破仑身世于科西嘉岛,学界每每将其视为非典范法国人,而格尼费却以为,拿破仑履历了完备的法国化,是一个纯粹的法国人。只管拿破仑在生存习性方面不停保持着某些科西嘉特点,如家庭关系不停比力细密、喜欢和同亲在一起等,但是他少小离家,在本土完成了中学教导之后才返回故乡,他的文化配景完全由本土塑造,与岛屿的社会和风俗无关,以致在返乡之初已经听不懂科西嘉的方言。对拿破仑而言,科西嘉仅仅属于回想、空想、乌托邦。别的,拿破仑的出生地阿雅克肖与科西嘉其他地域也存在显着差别,通常被看作一个意大利都会,与法国的接洽更为细密。


格尼费器重意大利战争对拿破仑生存的影响:“他刚去意大利的时间只管已经参加过土伦围城战,弹压了葡月暴动,以致还担当过内防军团司令,但他仍还只是个寂寂无名的将军。这齐备都由于一场大革掷中其他战争无法相比的战争而改变了。”(181页)在意大利,拿破仑初次独当一面,不光得到了一系列的胜利,而且树立了猛烈的信心:“最令他惊奇的变乱,不是他在米兰到达了‘他一生的迁移变化点’,而是他对这一点心知肚明。”(194页)别的,他还得到了和督政府斗争的履历,经常以辞职相威胁:“末了,意大利为他显现了他有着多么水平的本事。”(271页)可以说,意大利的征战,为拿破仑的功业奠定了根本:“就是在意大利,他度过了本身在各个范畴的练习期:军事、政治、外交、制宪和立法。他成为第一执政后应用于法国的很多政治原则,也是在这里酝酿而成的。”(298页)


在远征埃及的动机上,格尼费深刻地指出,不是哲学,而是汗青:“美国使哲学走出了书籍,在一个由道德高尚的农人和哲学家构成的民族中,实现了哲学的理念。……然而在年轻的波拿巴的品行深处,他的头脑更贴近于汗青学而非哲学。美国那些引起了他同期间的人佩服的地方,他只是漠然视之。他的新大陆不是美洲,而是古老的天下,不是欧洲,而在东方,它是欧洲的过往,文明的劈头。这片地盘上涌现出过无数的征服者,帖木儿到纳迪尔沙阿,他们的汗青中不停上演着好汉壮举、豪情壮志和屁滚尿流的循环,东方在成为他人生中的‘理想时候’的征服对象前,是青年波拿巴的向往之地。”(335页)


格尼费学养深厚,博闻强识,全书引经据典,与各种学术观点对话,法文原版篇幅长达一千一百三十四页,内容详细过细又布满洞见。正如作者所言:“既然拿破仑能在很多方面被以为是西方政治史中占据紧张职位的‘伟人’形象的代表,那么我们就应该相识在他的品行中有什么可以或许让他具备扮演这一脚色的条件;应该描画出使他可以或许创建云云功业的谁人独特环境;应该评估舆论对他的支持,没有它,他就寸步难行;应当找出那些让他可以或许在于己倒霉的环境下获益的风致,比方对形势的洞察力、头脑苏醒、大胆;末了确定博尔热斯所说的可以或许概括‘齐备运气,无论它多长多复杂'的决定性时候:‘让一个人终极知道本身是谁的时候。’”(媒介,14页)




局势与好汉


众所周知,拿破仑于1804年称帝,史称拿破仑一世,但《帝国之路》却选择了1802年拿破仑终身执政之时作为竣事。格尼费指出,实在执政府和第一帝国的分野是果断的、人为的。1802年的拿破仑已经得到了绝对的权利,两年之后,只是以君主制色彩更浓重的情势进一步确认。“1802年,公布波拿巴成为终身执政让他登上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同时这是年轻的波拿巴与法国的团结。这也是波拿巴个人的迁移变化点,由于1804年的加冕——只管他不停在思量规复王位——不外是1803年与英国重新开战的结果之一。”(681页)


拿破仑在1802年竣事了大革命,法国告竣国内息争,完成国家重修,欧洲大陆也在十年后得到了宁静。“1802年后还发生了其他厘革:国家重修、社会重组、大革命原则的法律化、制度的创建——这一工作在终身执政创建之时就完成了大部门,波拿巴交出了令人满足的答卷。大革命竣事了……至少在制度上竣事了。……在波拿巴从阿雅克肖到杜伊勒里宫的征途中,有些东西是史无前例但又确实存在的。正是它们分隔了拿破仑一生中从1792年到1802年的非凡的十年与厥后的光阴。”(682页)而1803年与英国重启战争,那是另一个汗青周期的开始,拿破仑将注意力转向欧洲。


拿破仑在大革掷中登上了汗青舞台,然而他不是大革命之子,而是发蒙运动之子。拿破仑从未信仰过大革命的原则,代价取向更靠近于旧制度,但他很快明白,本身在旧制度没有上升的空间,投身大革命才有机会。拿破仑不喜欢当代社会的民主、同等、出书自由等原则,更不满足当代社会只有资产阶层追逐优点却缺乏光彩。对拿破仑而言,毕生的寻求在于光彩,这也是十八世纪的广泛寻求,是一种完全抽象的豪情。在拿破仑看来,光彩意味着创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竣事一场内战,让宁静统治欧洲。为此,必须和大革命妥协,由于大革命已经得到了胜利,旧制度无法复辟,光彩只能属于建立者。通过建立当代国家,拿破仑促成了十八世纪向十九世纪的变化,这不光是期间的更替,也是两个完全差别的天下的更替。末了,他以十八世纪推许的开明独裁情势,与革命告竣团结。格尼费以为,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如果活着,会在拿破仑身上看到他们空想的实现:“波拿巴比彼得大帝和腓特烈大王更能代表开明独裁君主,更能代表‘对本身的工作洞若观火,能知人善任并听取他们的意见,末了还能三思后行的统治者'。”(586页)


格尼费并不盼望读者可以或许通过《帝国之路》走出拿破仑的神话,由于神话也是汗青人物的构成部门。拿破仑身上最吸引格尼费的,起首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天赋:“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实现了他的全部答应:外部的宁静和内部的秩序。结果是惊人的,汗青学家们同等对此大为赞叹。同期间的人也同样惊诧。人们从未见过有人能在云云短的时间内摒挡云云糟糕的局面。”(662页)其次是旧期间的好汉主义与新期间资产阶层善良淳朴的团结:“波拿巴的当代性体现在他资产阶层的一面。他爱本身妻子……但他作为好汉的一面,同样也表现了他的当代性。”(251-252页)别的,另有拿破仑所处的期间。这个期间拥有一种独特的生气,一种特别的能量,创造出很多非凡的人物。


诚然,局势造好汉,但在同样局势下,不是大家可以或许成为好汉。格尼费夸大,拿破仑身上表现的好汉主义,并非古代独有,同样属于当代天下:“他留给当代想象的是他那‘凭本身的意志就可把握运气'的信心——这也是我们的信心。对于同期间的人来说,波拿巴意味着没有显赫的先人和姓氏,依附意志、天赋和勤劳作育了自我的人,他就是所谓的本身诞下本身的那种人,他创造了本身的运气,抵达了亘古未有的高度,突破了全部已知的界限,他将‘自身才气的完全发展’作为至高的幸福,为实现这一点从不浪费哪怕一个小时的时间,而且信任只有更大更广的生命才故意义。对他的生命而言,有某种东西就像爱情对保罗·瓦莱里的意义一样,在此中可以寻得‘团体生命力的增长’,以投身于完全差别的奇迹中去,这就是荣誉。波拿巴在寻求荣誉的过程和约瑟芬在他心田唤起的爱情中,找到了生命的意义。这就是拿破仑的魅力时至本日仍旧存在的机密。”(252页)



拿破仑和戴高乐


一流的史学家一定怀有深切的现实关怀,格尼费也不例外。从拿破仑弥合国家分裂,重振法国的功绩中,他看到了“二十世纪最巨大的法国人”戴高乐的影子:“他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得到了‘位于法国内部纷争之上,同期间表左派和右派,将从前的法国和1789年后的法国团结在一起’的气力,犹如雷蒙德·阿龙口中的1958年的戴高乐。”(250页)因此,在完成《帝国之路》之后,格尼费没有急于撰写拿破仑传记的下卷,而是推出了新的力作《拿破仑与戴高乐》Napoléon et de Gaulle, Paris: Perrin, 2017),对二人举行比力,此书出书后同样受到广泛好评,荣获2017年蒙田奖,进一步深化了学界对拿破仑和戴高乐的熟悉。


格尼费指出,拿破仑和戴高乐都是在一种吊诡的局面下夺取最高权利的——督政府和第四共和国筹划了一系列顺应期间的改革,但政府的权势巨子却濒临瓦解,各项改革由后继的执政府和第五共和国来完成。在当时的制度框架中,政治危急找不到办理方案,只有逾越左右分野的人物才气掌控局面。戴高乐的正当性来自反抗运动,早在1945年,他就以右派身份实行左派政策。拿破仑的正当性来自意大利战争的战功,作为非左非右的好汉,他将旧制度与大革命、故国与胜利联结在一起。在雾月政变和1958年五月危急之前,拿破仑和戴高乐都有夺权的筹划和殷勤的准备,静候机会。掌权之后,他们的目的都很明白——抢在反对派气力聚集之前,通过新宪法和改革步伐。由于二人都具有强大的正当性且善于用人,因此新政府实行力强大,改革遇到的阻力较小。拿破仑和戴高乐都通过好汉史诗和创作笔墨作品来构建本身的传奇,这也是源自路易十四、黎塞留并被伏尔泰所担当的典范法兰西风格。拿破仑末了遭遇滑铁卢,戴高乐末了黯然辞职,悲剧性的了局加剧了两人的好汉色彩,失败成为两人传奇不可或缺的构成部门。


拿破仑和戴高乐也有诸多差别之处。拿破仑是军事家,发动雾月政变,克服雅各宾派末了的反抗,充实表现了武士的气质。而戴高乐本质是政治家,对手是第四共和国的政客们,对方实在也清晰原有制度已经无法运行,只是以最小的代价寻求办理方案,因而戴高乐的夺权过程相对更为轻松。拿破仑喜欢面临士兵发演出讲,风俗于在演讲竣事时得到士兵们的欢呼,将士兵视为家人,但是面临大众大概议员的时间,态度每每非常粗暴。戴高乐与之相反,对武士并不友爱,武士也从未将其视为同类,他喜欢在大众眼前发表发言,反抗运动的履历告诉他,必须与方方面面都举行会商才气到达目的。


依格尼费之见,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和汗青的关系差别。拿破仑是十八世纪的产物,面向将来,以为本身开创汗青。只管他身上缺乏自由主义的色彩,反对言论自由和政治参加,但他仍旧是发蒙之子,信仰很多发蒙的原则,用部队流传了权利同等、信仰自由、产业神圣不可侵占等大革命的观念,忠于十八世纪的共识——不信托民主,信仰进步、盼望、泛爱。而戴高乐则是由十九世纪塑造的,面向已往,以为本身是一段汗青的继承人。他信仰天主教,不支持大革命。在他眼里,法兰西起首是一段汗青,与基督教密不可分。他不吊唁君主制,但以为君主制是法国一段巨大的履历。法国汗青可以概括为巨大,而本身负担着完成这段汗青的任务。


戴高乐欣赏拿破仑的军事才气,尤其是征服欧洲的功业,但并不欣赏拿破仑的政绩,以为拿破仑过于注意外交,末了反而减弱了法国,而且缺乏政治上的审慎。格尼费部门附和戴高乐对拿破仑的评价,以为与拿破仑相比,戴高乐身上的法兰西特点更为突出。戴高乐珍视他所继承的汗青、文化和宗教,行事审慎,而拿破仑每每率性而为,贸然发动与英国、西班牙、俄国的战争,无不表现出一种傲慢。


通过《帝国之路》这部佳构,格尼费教授向读者证明确:在当代,专业汗青学家撰写的人物传记仍旧有其不可取代的职位和独特的学术代价。法国偕行的乐成实践,也为中国史学家提供了有益的鉴戒。我们对传记的下卷布满等待。




朱晓罕

浙江大学汗青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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