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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舞厅(成都地下砂舞厅)
疯笑缸录 发表于:2021-8-17 17:02:43 复制链接 发表新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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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舞厅(成都地下砂舞厅)
不管是花点儿小钱寻个开心,还是单纯看着舞池里的人来人往,在那一刻,他不会恐惧死亡,也不用担心生病的女儿和垂垂老去的老伴儿。
9 月 28 日,成都东门二环路边一栋老商用楼上。伴着嘈杂的音乐声和暗粉色的灯光,赵劳久进了舞厅。封闭的空间里,混杂着烟味、汗味和若有若无的脂粉味——这是赵劳久熟悉的味道。
越来越多的男人走进舞厅。来的多是熟客,阿里朵宝宝从楼西面的入口花 10 块钱买一张票,顺着昏暗的楼道,沿着长时间没有用水拖过的楼梯上到二楼,交了门票 ,就得以进入舞池。
舞厅分为亮舞池和暗舞池。站成一圈的舞女们将两个舞池人为分割开来,她们大多画着浓妆,衣着清凉,有三四十岁的“熟妇”,亦有二十出头的“幺妹儿”。她们像是市场上待售的白菜,被前来挑选的男人们上下打量着。看中哪个,后者就直接走上前去带走——去亮舞池或是暗舞池。通常来说,光线越暗的地方,往往越热闹。
一支舞毕,从暗舞池出来,赵劳久拿出自己带的保温杯,喝了两口枸杞茶,坐在一旁的茶水区休息。他 80 岁了,枯瘦的身上架着件宽松的格子西装,高腰裤一直提到肚脐,腿脚也不利索,走起路来身体微微前倾。像他这种老人是最不受舞女待见的,“一身老人味儿”。

9 月 29 日,赵劳久去菜市场买菜 图片:作者
赵劳久似乎也习惯了人家不待见,像茶馆里那些孤零零的老人那样,除去跳舞的时间,他都是一个人坐着,两眼放空。通常,他会赶舞厅的下午场,偶尔来晚了,呆上一两个小时就得赶着回去买菜做饭。
从 2012 年第一次被朋友带到舞厅后,他就喜欢上了这里。
舞厅八年了,赵劳久去舞厅并不是为了跳舞的,他也从来没有真正跳过舞。
至于他常去跳的舞,在成都有一个特殊的名字——砂舞。
关于“砂”的解释,坊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一些工厂垮了,部分女工当起了舞女,而最早做这行的舞女据传是在砂轮厂上班的。另一种说法则是,所谓“砂”,在本地方言里的意思是“摩擦”,由曾经的“贴面舞”变种而来。
根据公开资料,在成都,砂舞已经有三十多年历史。成都作家周成林将其描述为一种本地的市民文化阿里朵宝宝,像是“坐在街头茶馆喝一杯五元的茶,顺带吃点过路小贩叫卖的豆花凉面之类小食,或是坐上街边矮凳,撸它几十上百根重辣重油的串串”般接地气。
上世纪 80 年代起,成都开始出现大量的商业舞厅,在舞池里聊得投机的男女就可以一起跳几曲交谊舞,甚至是贴面舞。彼时的舞厅更多承载的是异性社交的功能,并没有什么金钱上的往来。而自上世纪 90 年代起,成都开始出现由防空洞改建或开设在大楼地下室的“洞洞舞厅”,并逐渐演变出了有偿陪舞,砂舞的市场模式开始形成。
由于砂舞舞厅大多灯光灰暗,有的暗舞池甚至是全黑,因此在黑暗中紧紧相拥的男女之间会存在一些隐秘的性交易。四川聚贤律师事务所律师黄燕群 2012 年接受《法治周末》采访时称,除少数在砂舞厅里直接进行性交易行为以外,仅仅是“身体摩擦”与“抚摸”的砂舞,处在“合法”与“非法”的边缘地带,难以界定。


进入 21 世纪,随着政府整治、城市改建以及非典疫情等因素,成都的洞洞舞厅纷纷倒闭。
但舞厅这一模式被延续了下来,经历了短时间低迷后,砂舞再次以更加隐蔽的形式出现在这个城市的角落中。这种模式甚至走出成都,出现在上海、浙江、江苏、重庆、云南等地。在叫法上,各地有所不同,比如在云南,它被叫做“摸摸舞”;在成都,则被叫成“莎莎舞”。
至于舞厅,用一位舞女的话形容,更像是个交易市场。
在这个市场中,按照性别划分成了买方和阿里朵宝宝卖方,自由交易——作为消费者的男性在其中消遣、放松并收获着生理上的愉悦;女性则用自己的时间和身体来赚得金钱。作为场地方的舞厅,一视同仁地收取每人十块钱的门票费,并专门设置了女性更衣室。舞厅内则是按曲收费,以成都舞厅为例,一曲 10 元,有的舞女也会收 20 元一曲,一曲大概三分钟。即使是坐着和舞女聊天,也要按照相应的时间收费。
72 岁那年,赵劳久第一次去了砂舞厅,他还记得当时去的舞厅名叫东侨茜亚,带他去的两个朋友,把他包装成了一个有钱老板,“跳舞加上请舞女吃饭的钱,大概花了 500 块。”
舞厅为赵劳久触发了新世界的入口,他相信自己可以永不疲倦。
可终究年龄不饶人,刚接触砂舞的头几年,赵劳久每周至少去两次。到现在,顶多一周一次,每次花 100 块钱左右跳半个小时。他不像年轻人那样会用智能手机,会用微信付款。每次跳舞前,总得找地方换上一把十块二十块的零钱。
老人几次出入砂舞厅后,周成林将其描述为“省城中宏大现世的缩影”。
舞厅里,“有六、七旬甚至八旬老翁,有二十来岁或不到二十的各色“青勾子”(小年轻);有开车来的普通生意人或公司白领,有骑电瓶车来手拎保温杯戴着珠串烟不离口的中年男;有腰间挂一串钥匙东张西望从来不跳的中年驼背侏儒,有孕妇一样挺着大肚 T 恤撩到胸乳照跳不误的猪头男。”
砂舞厅里的味道,是赵劳久活了大半辈子都没闻到过的。
赵劳久打小就聪明,脑子好用,1960 年考上四川大学。才上了一年学,就因为用假饭菜票,被勒令退学。赵劳久出身农村,在当时的户籍制度下,他除了回农村老家以外,完全无法在城市立足。
和家里关系不好,在农村又呆不住,没多久,赵劳久再次回到成都,流浪了几年。为了生存,他甚至跟人搭伙“偷钱或者偷东西卖,就这么大错误不犯,小错误不断”。1964 年,因为偷东西被逮了个正着,赵劳久被送进劳教队,在劳教队修了七年公路、铁路。
“当时劳教最多三年,三年满了农村的还是要回老家。”赵劳久不愿意回去,觉得修路好歹是个正式工作,一个月还有 20 多块钱收入。1972 年从劳教队出来后,他又在成都流浪了一年。“当时我二叔跟我说,你还是得收手了,盐是那么咸,醋也是那么酸。我就认命回了农村,在生产队劳动了几年,就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婆。”
那一年,赵劳久已经 37 岁了。没能在二十多岁精力最旺盛的青壮年时期结婚,他总觉得有些遗憾。
老婆小他近十岁,是附近山区的姑娘,没上过几年学,也不认识多少字。用赵劳久的话说,他和老婆“感情挺好,但没什么精神上的交流”。结婚前后那些年,赵劳久在老家学校代了几年课教化学,1979 年拿到教师编制。可他总安分不下来,50 多岁时,迷上了赌博。有几次学校考试,本该监考的赵劳久跑到了台球厅赌钱。最后,还因为赌钱被公安抓了现行。
因为身体不好,赵劳久提前办了病退。在遂宁住院期间,他上午输完液,下午就到城里溜达,看到有人办了营业执照在街上摆摊教魔术,5 元一套。他觉得这个新鲜,当天就花 30 块钱学了 6 套魔术——这相当于他当时一个月的工资。自1992年开始,赵劳久在成都九眼桥摆起了地摊变魔术,顺带卖自己加工的魔术牌,妻子则做起了服装生意。

9 月 29 日,赵劳久展示自己的魔术技法 图片:作者
一家人移居到成都,还在城东边买了房,日子一天天好过起来。
但对赵劳久来说,这样的日子总有些寡淡。他和老婆睡眠状况都不好,为了避免互相影响,即便住在同一个房间,两人都是分床睡。终于有一天,舞厅为赵劳久“找到了年轻时缺失的东西”。
“一进舞厅,那感觉,就是做梦都想不到的感觉。”赵劳久承认,舞厅对他来说,其实就是性的吸引。
彼时的赵劳久已经 72 岁了。按照对地下性产业的广义理解,他和舞女的关系看似是舞伴,实则是小姐和嫖客。此前,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黄盈盈在“一席”的演讲中,曾提到过嫖客老年化。她透露,自己 2010 年在天津,跟一些站街的小姐聊过,发现“真的有大爷是拄着拐杖来的,找小姐”。而这里的“嫖”,不一定是赤裸裸的性,有时候可能是一种安慰,或者只是找人聊聊天,有些肌肤接触。
整治但老人显然是这个充斥着荷尔蒙的空间里不受欢迎的。
“我们经常担心他们抱着抱着突然倒下起不来了。” 9 月 26 日,在舞厅附近的一家火锅店里,舞女任曼慢悠悠地说。
自称是 90 后的任曼个子不高,穿着短裙,素颜。摘下口罩,看起来比同龄人成熟不少。
任曼现在单身,来自西北,之前在老家做服装生意赔了本,欠了朋友几万块钱。疫情期间老家工作不好找,她决定出来碰碰运气。到了成都,找工作同样不顺利,一个在舞厅当舞女的朋友建议她,先到舞厅挣点儿钱。
任曼同意了。就这样,她每天上午找工作,下午坐公交到舞厅挣钱,等到凌晨一点散场,再骑车回到住处。
作为舞厅新人的任曼看起来不那么受欢迎。9 月 26 日吃完晚饭,在朋友家休息一会儿后,晚上十点,任曼重新出现在舞厅。眼看身边的舞女陆续被带走,任曼还没开张。她有点儿急了,主动走到茶座和舞池边推销自己,但依然没做成几单生意。
整个晚上,任曼都在舞厅里走来走去自我推销,但显然,客人们更愿意等那些尚在舞池里和其他客人跳舞的心仪目标。
临近散场,任曼有些沮丧地坐在一边。这一天下来,她就挣了几十块钱。
在这里,生意好的舞女每天能有上千元收入,而像任曼这种收入差的舞女一天甚至赚不到 100 块钱。云南人思思自称之前是做房地产销售的,离过婚,孩子跟了前夫。之前到成都旅游时,她出于好奇,进舞厅“耍过一次”,一晚上挣了一千多。疫情期间,思思丢了工作,索性当起了舞女。如今她每天下午加整个晚上都泡在舞厅,一天下来至少能挣五六百块 。思思挺满意,这比她以前上班收入高不少,时间还自由,更何况,“在成都没人认识我”。
“挣钱”,几乎是走访中所有人提到自己当舞女的原因。进舞厅之前,她们中有人做生意赔了钱,有人在疫情期间丢了工作,也有人表示就是来“吃青春饭的”,准备趁年轻多赚点钱买房。赵劳久也发现,“不少舞女都是挣钱供老公,有些人舞跳完了,骑着摩托车就回去了,有的是老公来接。”
这和黄盈盈等学者在田野调查中得出的结论类似。 在“一席”的演讲中,黄盈盈说,从 1999 年开始,她们从这些女性中得到了非常多的想法,其中包括,“多赚点钱以后做生意”“这就是我的命”“好耍”等。一位在摸摸舞厅当舞女的女性表示,”刮风下雨也要去“,因为她的老公当时正在住院,家里有两个孩子要养活,她没什么其他技能,只能靠这个。
“说‘刮风下雨也要去’的是一个大姐,那是在 2010 年,正好大扫黄。我们当时想,扫黄这么厉害,你们都不要命的吗?”黄盈盈在演讲中提到。
2011 年,成都公安机关启动了为期三个月的扫黄禁赌和场所禁毒专项行动。其中就包括“集中整治歌舞、按摩、洗浴场所等涉黄涉赌的‘五小门店’”。处在灰色地带并存在安全隐患的砂舞厅,显然属于被整治对象。2013 年,在人民网写给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的留言板上,也有市民举报,希望砂舞厅乱象得以整治。
四川本地媒体《华西都市报》更是从 1995 年创刊起就开始曝光”洞洞舞厅“。在 2003 年的一则报道中,该报提到,“是的,那些藏污纳垢的‘洞洞舞厅’早该关门了。割去毒瘤,我们的城市将会更清爽。”
据成都市警方 2014 年 8 月通报,在成都市公安局开展的对舞厅违法活动整治检查中,挡获了个别涉嫌违法人员,公安机关依据《四川省查处卖淫嫖娼活动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对存在跳舞陪侍情况的“天香雪歌舞厅”、“馨浪歌舞厅”依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予以停业整顿。
2015 年在推进“平安成都”建设中,成都警方对成华区新恋曲舞厅、青羊区兰馨舞厅、锦江区锦城歌舞厅、金牛区心动舞厅(原天涯舞厅)、武侯区前卫舞厅进行了查处,共挡获违法人员 72 人,审查后对上述五家舞厅分别予以停业整顿。
在 2017 年开展的“扫黄打非”运动中,砂舞舞厅也是重点打击对象。
余生经过数次举报和整治,赵劳久常去的几家舞厅已经关了门——砂舞厅也不再是一个可以随便“乱来”的地方,舞池中有穿着制服的保安在其中巡逻监督。舞厅也在各个显眼的位置特别注明了禁止有偿陪侍、禁止黄赌毒,“文明跳舞”等字样。砂舞舞厅也按照接触尺度不同而被不成文地分为了素舞厅和荤舞厅。有的舞厅由于太亮,甚至被人称为“照相馆”。
尽管尺度不比当年,但赵劳久还是养成了去舞厅的习惯。更何况,“尺度”对他来说,已经无所谓了。这些年,他看得到自己身体功能的退化,欲望的消减,他甚至开始对死亡有了恐惧,随之而来的是持续不断的焦虑。
焦虑来自于两点,一是身体越来越差,导致他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每月只能拿到 4000 多的退休金;二是担心精神有问题的二女儿。“我担心我哪天突然闭眼走了的话,她会怎么办。我家属这几年也得了脑淤血,现在耳朵背了,眼睛也不太看得见了。我们两个在家很少说话,特别寂寞。现在的生活已经没有什么乐趣,俗一点就是在等死了。”
即便腿脚不便,住在成都东三环外的赵劳久还是会每周找出一个下午,用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转两趟公交,到舞厅坐一下午。不管是花点儿小钱寻个开心,还是单纯看着舞池里的人来人往,在那一刻,他不会恐惧死亡,也不用担心生病的女儿和垂垂老去的老伴儿。

                                       
                                        来源:https://aldbb.cn/news/1672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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